【网络先发】2021年全球新闻传播新趋势

2021年全球新闻传播业继续在不确定性中探索发展方向。本文立足于信息疫情中的媒体责任、社交平台的信息治理、政治传播的博弈与转向、面向边缘社群的传播赋权、针对数字巨头的反垄断升级，以及云端连接的新常态等六大热点议题，基于近百位国际知名学者和业界高管的预判，对2021年的全球新闻传播业发展趋势进行展望与分析。

2020年对于中国和世界而言都是极不平凡的一年，新冠疫情的大流行将国际社会带入到“二战”之后波及范围最广的危机中，印证了德国社会学家贝克（Ulrich Beck）关于人类进入“全球风险社会”的预言。各国抗击疫情与恢复经济的不同路径选择，则凸显了不同政治和文化价值应对危机的独特逻辑，甚至掀起了关于“人权没了”还是“人全没了”（human right or human left）、“有限政府”还是“有为政府”等议题的争论，其中折射出的是在这场危机中“西方缺位”（Westlessness）的现实冲突和理念困境。

2020年也是“抗疫”、“抗议”、“大选”等多重政治社会“爆点”议题纵横交织的一年。特朗普的败选及其之后因煽动暴力而被众多社交媒体“噤声”，体现了美国精英话语权的强势复兴。但作为败选者赢得美国大选史上第二多的普选票，说明特朗普与他的“特朗普主义”仍然有着坚实的草根民意基础。从“美国优先”到“美国回归”，拜登入主白宫被美国主流社会视作政治秩序恢复正常的第一步，也是国际社会希冀美国重回多边主义的起点。2021年的到来标志着世界进入“后疫情时代”和“后特朗普时代”并行的轨道中。为了更加全面地理解这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的全球新闻传播新趋势，清华大学爱泼斯坦对外传播研究中心继续与哈佛大学尼曼新闻实验室、牛津大学路透新闻研究院等国际知名研究机构开展合作，邀请近百位国际知名学者和业界高管对2021年全球新闻传播业面临的机遇、风险和挑战作了前瞻性的预测。

本文采用PESTC（政治—经济—社会—技术—文化）分析的思路，从信息疫情中的媒体责任、社交平台的信息治理、政治传播的转向与博弈、面向边缘社群的传播赋权、针对数字巨头的反垄断升级，以及云端连接的新常态等六大热点话题入手，厘清“后疫情时代”和“后特朗普时代”全球新闻传播业的格局与路径，分析全球新闻传播的前沿动态与发展逻辑。

信息疫情中的媒体责任

2020年席卷全球的“大流行病”（pandemic）与赛博空间中的“信息疫情”（infodemic）纵横交错。世界卫生组织（WHO）对此给予特别关注，发文强调“新冠肺炎疫情是世界上首个大规模利用信息技术和社交媒体使人们保持知情与联系的全球流行病”。正是由于社交平台的巨大影响力，虚假信息的病毒式传播会产生与现实层面的疫情同样巨大的破坏力。“新冠病毒人造论”、“口罩无效论”等诸多“阴谋论”的泛滥给人类协同“抗疫”设置了重重障碍，导致全球疫情至今得不到有效控制。

面对这场全球性的危机，任何国家不可能独善其身。为了战胜疫情，媒体的跨国合作逐渐成为全球新闻传播的主旋律。近十年来，“国际调查记者联盟”和“普利策危机报道中心”等机构已经牵头组织了一系列涉及跨境腐败和避税、气候变暖等议题的跨国媒体合作。在“抗疫”的助推作用下，2021年新闻媒体的跨国合作将变得更加紧密。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国际记者中心（ICFJ）的“全球卫生危机报道”项目，通过脸书（Facebook）专页将从事新冠疫情报道的记者聚集起来，使用英语、阿拉伯语、法语、葡萄牙语和西班牙语分享各国抗疫一线的故事，促进抗疫经验的交流。“有组织犯罪和腐败报告项目”(OCCRP)也搭建平台组织了来自37个国家的调查记者，持续对欧洲各国抗疫期间的贪腐问题进行监测和披露（Butler，2020）。

在报道内容层面，新冠疫情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对于记者的专业素养有更高的要求。疫情报道往往援引大量的数据，但陷入过于依赖大数据所分析呈现的结果，却无力对其做出深层次的解读和分析的困境中。考虑到2021年疫情仍将在全球范围延续，疫情报道需要充分利用近几年兴起的可视化数据呈现技术，深入挖掘并清晰呈现数据，同时帮助受众认清数据的局限性，并提升数据来源的透明度。新闻界还应主动邀请医学专家参与数据解读，进而让公众在疫情短期不会结束的背景下继续保持对媒体和科学界的信任（Hermida & Westlund，2020）。

对于受到新冠疫情波及的社群，地方媒体起到难以替代的作用。在美国疫情爆发之初的2020年3月，地方新闻网站的访问量增加了89%，将近一半的受访者将地方新闻视作了解新冠疫情的主要信源，更有超过一半的受访者认为相比于国际和全国性媒体，地方媒体是更为可靠的信源。因此，有学者认为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对于推动地方新闻的复苏具有积极的意义（Garrett，2020）。美国等一些国家的立法机构成立专门委员会，尝试通过国家力量推动重振地方新闻业，更好地满足人们“关键性的信息需求”（Darr，2020）。

在疫情爆发初期，脸书和推特（Twitter）等社交平台成为信息疫情的集中爆发地。比尔·盖茨在接受采访时认为，“信息疫情的出现很大程度上应当归咎于社交媒体，它们在阻止信息疫情扩散方面应当可以做得更好”。2021年，社交媒体也需要投入更大精力规制平台中信息疫情的蔓延。WHO和美国疾控中心（CDC）等权威机构已经与脸书和推特等社交媒体携手展开信息治理专项行动，核实各类疫情信息的真伪，并将虚假和具有误导性的内容标记出来，限制此类信息的转发；美国疾控中心还在其官网上持续更新通俗简明的社交媒体防疫指南视频，并将其制作成适合在脸书、照片墙（Instagram）等不同平台传播的版本，鼓励公众下载转发。在疫情尚未完全结束的2021年，这些举措将对社交媒体上的信息疫情形成有效的控制。

虽然扎克伯格等互联网新贵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并不情愿承认社交平台属于传统意义上的“新闻媒体”，但信息疫情的肆虐倒逼社交平台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遏制潜在的误导性信息和极端言论。疫苗的出现让世界各国看到了控制甚至最终消灭疫情的曙光，但疫情可能会在几代人身上产生难以磨灭的记忆，并对人类社会发展产生难以预料的影响（Callison，2020）。如实记录与准确呈现这场全球性危机及其影响，为正在发生的“百年大疫”书写真实而完整的“第一页”，并遏制潜在的信息疫情泛滥，是包括传统媒体与社交平台在内所有新闻媒体应当共同承担的责任。

社交平台的信息治理

2016年的美国大选和英国脱欧见证了社交媒体平台上泛滥成灾的“误导性信息”或简称“误讯”（misinformation）对于民主政治的伤害，如何强化信息治理是近几年全球新闻传播领域最炙手可热的话题。但在四年过后，这类“误讯”在“大疫”和大选中仍在以一种似曾相识的面目重现。牛津大学互联网研究院发表的报告显示，2020年由AI技术和社交机器人主导的“计算宣传”已经扩散到全球81个国家和地区，仅在各类政治广告上的投入就超过了1000万美元，较2019年均有显著增加。“计算宣传”的影响还从政治扩展到商业领域，目前全球公开从事这类项目的私人企业有65家，获得的投入超过6000万美元。

从早已被新闻报道揭露的马其顿“假新闻工厂”可见，误讯的生产已经形成一套完备的产业链条，以点击量和盈利为主要目的。作为“计算宣传”的一部分，误讯的工业化生产和病毒式传播在全球各类重大新闻事件中反复出现，加大了社交媒体平台治理的难度。更值得注意的是，某些地方性的误讯还会以不同面目进行二次传播。例如，美国密歇根州州长对于疫情防控的误讯分别被包装成为田纳西州和俄克拉荷马州州长的言论，在当地右翼群体的脸书群组中传播（Urbani & Watzman，2020）。因此，2021年针对误讯的治理重点将不再仅仅是消除某一地区内误讯的扩散，还包括对误讯跨区域“再生产”和“二次传播”的追踪。

虽然学界和业界一直将事实核查视作治理误讯的重要手段，但工业化的计算宣传生产正在对事实核查的持续性和有效性提出挑战。研究表明，在371个发布过有关疫情虚假信息的网站中，有80%是此前就已因发布“5G可能会诱发癌症”等误导性信息而被平台标记的“惯犯”（Skibinski，2020）。虽然目前全球70多个国家建立了200多家事实核查网站，脸书和推特在2019年1月至2020年12月间关闭或删除了近32万个与计算宣传有关的账户或网页，但由于计算宣传已经形成了规模化和产业化的效应，事实核查的力度往往跟不上虚假信息产生和扩散的速度，信息治理的成效并不显著。可以预见，2021年的“计算宣传”驱动的工业化误讯生产仍将持续，内容可能从2020年的“病毒阴谋论”演变为事关疫苗有效性和安全性的“疫苗阴谋论”，但其包装策略和传播路径将是如出一辙的。因此，2021年需要对与疫苗相关的误讯进行有针对性的关注和治理（Caulfield，2020）。

值得欣慰的是，经过了2020年的信息轰炸和假新闻泛滥，2021年公众可能会进入“新闻倦怠期”，不再密切关注和疯狂转发包括假新闻在内的各类信息（Zadrozny，2020）。因此，新闻界应当利用这一机遇从根本上解决误导性信息泛滥成灾的问题。

总的来看，事实核查和标注误导性信息只能被视作社交平台信息治理的第一步。从2020年围绕新冠疫情和大选形成的误导性信息来看，这种治理逻辑不会让偏见和误解立即消失，反而会进一步巩固围绕“信息茧房”而形成的立场相左的阵营，对于真相的理解也变得日趋“个人化”（Derakhshan，2020）。另一方面，技术变革带来的“换脸”等“深度造假”（Deepfakes）为由人工驱动的事实核查提出新的挑战。因此，2021年的信息治理需要从“治标”转向“治本”，围绕提升用户个人的媒介素养以适应数字化信息环境和推动“结构化数据”（structured data）的治理等两个层面展开。

在误导性信息泛滥的语境下，单纯呈现事实或澄清谬误已经不足以解决问题，如何提升公众的“数字素养”（digital literacy）才是长久之策。有学者呼吁，应当将数字素养教育提前至初中或小学高年级阶段，帮助作为“数字原住民”的“00后”、“10后”群体更早适应真假难辨的信息环境。除了查找信源和辨别信息真伪的基本训练之外，数字素养教育还应当包含理解信息茧房的机制、群体极化的危害和信息社会中的政治认同等智媒时代出现的新问题（Phillips，2020）。

面对误导性信息的更新换代，由深度造假技术带来的虚假图片和视频等新挑战引发关注。杜克大学记者实验室（Duke’s Reporters Lab）将在2021年推出名为MediaReview的系统，利用结构化数据技术帮助检查虚假视频和图片。通过在可疑的视频上标记“编辑”等标签，系统可以为优兔（YouTube）等平台提供上传视频真实性的即时信息，由平台判断是否限流或删除视频（Adair，2020）。在教育和技术两方面的助推下，未来新闻业的信息治理将立足于“治本”的逻辑，深入误讯产生的社会心理和传播技术根源，力求为信息治理提供全方位的解决方案。

政治传播的转向与博弈

近年来，一批大打民粹牌的右翼政客相继在各国掌权，颠覆了传统的“竞合”型政治传播生态，取而代之的是愈演愈烈的“媒体战争”新常态。以特朗普与美国主流媒体“互怼”为先导，有“巴西特朗普”之称的博索纳罗炮轰《圣保罗报》等主流大报为“假新闻媒体”，并大幅削减政府的广告投入以向媒体施压。意大利“五星运动”领袖格里罗也号召民众组建“大众陪审团”揭露和批判“假新闻媒体”。在此背景下，政治新闻报道聚焦公共事务的传统被日渐淡忘，对不同立场和派别的批判乃至于人身攻击成了政治传播的主旋律。

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进一步加剧了新闻媒体党派化和极端化趋势。获得特朗普背书的“新闻大全”（Newsmax）和“同一个美国”（OAN）等另类右翼媒体不断发布带有反科学和反智主义色彩的报道，对主张“抗疫”的学者和医生等专业人士进行人身攻击。美国知名传染病专家福奇被右翼的福克斯新闻主播称作“骗子”。当党派新闻和反智主义占据媒体报道的主流时，科学不得不让位于阴谋论和政治修辞，导致抗疫举步维艰。随着疫情在西方国家多次反弹，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识到政治传播转向的重要性。可以预期，2021年，会有更多的新闻媒体坚定地捍卫科学价值，帮助人们摆脱党派偏见，让专业人士及时发出理性和正义之声，从而为最终战胜疫情铺平道路（Papacharissi，2020）。

伴随着美国的“后特朗普时代”的到来，政治传播将会告别空洞喧闹的党派纷争，转而关注更多具体而现实的社会问题。过去四年，美国主流媒体过多地关注了特朗普政府的政治运作，而忽视了行政系统的运行和公共利益的维护等更为实际的问题（Tofel，2020）。由于特朗普的“推特治国”，政治新闻记者很容易从社交平台上获得议题和素材，甚至无需采访便可大量发稿。但是，这一方面强化了政治人物设置公共议程的权力，另一方面也掩盖了需要新闻界深入探究的“真问题”和深层次矛盾。

可以肯定的是，2021年入主白宫的“好人政府”不会像前任那样制造大量的爆点供媒体和舆论消费。但如果拜登团队难以满足新闻业追逐冲突对立的天性，就会让败选的特朗普及其旗下的右翼激进分子获得更多的曝光度。因此，“后特朗普时代”的政治新闻报道需要“从右翼煽动者那里断奶”，从而使主流媒体不再被另类政客和社交平台“带节奏”，而是切实关注政府能否有效运转和公共政策是否有效实施（Wahutu，2020）。2021年对于政治传播而言是一个“重启”的契机，只有弱化直至抛弃以党派成见和政治派系为根基的报道思路，才能让主流新闻媒体回归其服务公共利益的“初心”。

但是，这种理想化的预期还需要面对现实的严峻挑战。2021年伊始，特朗普的支持者上演了一幕令人瞠目的“占领国会山”大戏。这充分说明，特朗普的下野和“噤声”并不意味着右翼民粹主义在西方的终结。作为美国历史上得票最高的败选者，特朗普的政治影响力不会在短时间内消失，正所谓“特朗普走了，特朗普主义来了”。

同样的挑战还来自于对舆论和话语权的争夺。推特在“占领国会山”暴力事件后宣布永久封禁特朗普的账号，以减少煽动暴力的风险，脸书等平台紧随其后。但与此同时，大量特朗普的支持者开始转向“唠嗑”（Parler），后者声称自己是“全世界首屈一指的言论自由平台”。这使得谷歌和苹果公司又紧急下架了“唠嗑”，要求其进行社区整改。与此同时，英国也将在2021年上线一家关注“无人问津的英国人”的右翼媒体“大不列颠新闻网”（GB News），声称要将其打造成为“流媒体的福克斯新闻台”。

由此可见，虽然以特朗普所代表的极端右翼势力已在主流媒体或平台被暂时消音噤声，但这反而会进一步强化另类政治派别的凝聚力，也无助于有效的对话和共识的建立。另一方面，经过特朗普四年来的“搅混水”，传统精英系统内部也在分裂，成为“负责任的自由主义派”、“中间治理派”和“右翼民粹主义派”等不同派别。精英阶层内部的争吵不休导致公众已经对治理体系的信任度大幅降低。新闻工作者在理想层面要维系社会对民主价值观的共识，但在现实中则要从上述派别中选边站队（Anderson，2020）。因此，近年来日趋恶化的政治传播环境能否重回2016年以前相对“客理中”的状态，被“噤声”的特朗普是否还能继续影响美国和全球舆论，究竟是“美国回来了”还是“美国再也回不去了”，在新的一年这场政治传播的博弈还要继续进行下去。

面向边缘社群的传播赋权

这场世纪之疫的持续蔓延揭露了经济和社会地位不平等所带来的危害。据统计，非裔和拉美裔美国人群感染病毒和死亡人数的比例远高于其所占总人口的比例，他们正在成为这场疫情最主要的受害群体。在疫情期间以“黑人的生命也是生命”（BLM）为主题的平权运动在美国爆发并席卷西方世界，进一步印证了这场全球危机对于边远社群和少数族裔的冲击。在这样的背景下，新闻业需要重新审视自身的角色定位，反思在“后疫情时代”如何利用地方新闻凝聚边远地区的社群，如何为少数族裔和弱势群体“赋权”并减少疫情和经济衰退对这些群体造成的影响。

伴随着人口和资本在少数大城市的集聚，新闻业在地方层面的高度不平衡仍在加剧，全球很多国家都面临地方新闻的衰落以及“新闻荒漠”的出现。面对这一问题，2021年全球新闻业将更加聚焦地方新闻，建立基金鼓励扎根社区的新闻业并借助新兴的传播技术推动地方新闻的复兴。

突发疫情让更多小微地方媒体陷入财政困境，但在跨区域合作机制下正逐渐复苏。“初稿”（First Draft）等非营利新闻机构设立了专项基金，用以支持边缘社群重建可靠的信息网络。在美国大选期间，由各类公益项目资助的当地志愿者合作翻译了大量相关信息，通过网站或播客提供给非英语的移民社区的选民（Urbani & Watzman，2020）。这种由全国性非营利组织与媒体合作，招募志愿者参与以实现在社区扎根深入运营的模式有望在2021年得以推广，从而遏止近年来因地方新闻式微而造成的“新闻荒漠”蔓延的势头。

此外，疫情催生的居家远程办公的新常态也推动了地方新闻媒体的复兴。谷歌和亚马逊等互联网巨头已经将员工居家办公的时间延长到了2021年6月，这也引发了传统新闻业的效仿。西班牙《每日新闻报》已在2020年3月全面实现了远程采编和运营，并计划在疫情结束后延续这种模式。新加坡《海峡时报》则采取了更为灵活的方式，由员工自主选择居家办公或者回到办公室。虽然是由于疫情而被迫采取的措施，但更为灵活的新闻生产模式对于饱受经费紧缺和场地不足困扰的传统媒体而言，无疑开辟了一条新的生存路径。

伴随着远程办公技术的成熟，未来的记者和新闻消费者会分散到小城市和乡村地区，以小规模的新闻编辑室、订阅会员制和本地广告的组合来实现盈利。“后疫情时代”的记者和采编团队将会深度嵌入社区，推动众包新闻模式的普及。英国BBC和澳大利亚ABC等主流媒体积极推动这种“社区嵌入”模式，从而提升边缘社群在新闻媒体中的能见度。早在疫情爆发前，“补丁新闻网”（Patch News）等互联网媒体就已经开始广泛搭建地方网络，目前已经覆盖了美国1200多个社区，并获得了每年超过2000万美元的广告收入（Saroff，2020）。

另一方面，全球新闻业未能有效关注少数族裔和弱势群体的问题在2020年暴露无遗。在美国，乔治·弗洛伊德之死成为导火索，引发全球范围内的平权抗争，并在一些社区演变成暴乱和冲突，给社群和个体留下难以愈合的创伤。2021年有望成为“疗伤”的一年，应当充分利用新闻业为少数族裔赋权，给他们开辟更多发声倾诉和参与公共讨论的渠道（Ahuja，2020）。

“疗伤”和“赋权”需要给予少数族裔和弱势群体更多自主表达的机会和渠道。2021年，少数族裔群体会建立更多属于自己的新闻平台，依靠捐赠和基金会资助的形式获取支持，从而填补长期以来西方少数族裔被忽视的信息需求（Ketchum，2020）。专门面向少数族裔的非营利新闻网“棱镜”（Prism）则计划在2021年吸纳来自多元社会背景和阶层的内容生产者，通过在线协作的方式邀请他们加入新闻编辑室，以“新闻众包”的方式报道和呈现传统新闻业难以触及的少数族裔社群（Lattimore，2020）。

此外，在经历了BLM运动之后，少数族裔和弱势群体将不再仅仅满足于以这种短期社会运动的形式抗争，而会在未来持续地关注主流媒体存在的歧视、不公和刻板印象，并对新闻编辑室偏见性的报道进行问责。2020年，《费城问询者报》的一名高级编辑就因为发布了一则讽刺BLM运动的新闻标题而迫于舆论压力辞职。在2021年，关于少数族裔群体在主流媒体上的呈现会更多地受到审视，这说明少数族裔正在将平权的观念渗透到新闻业内部，要求新闻媒体不带偏见地呈现他们的处境（Mergerson，2020）。

乐观来看，2021年的全球新闻业将以治愈过去四年种族和社群冲突而导致的创伤为重点，将目光真正聚焦在边缘群体和偏远地区（Meade，2020）。除了关注当下，重塑集体记忆也是新闻媒体的重要使命。2019是首批非洲人抵达弗吉尼亚州400周年，《纽约时报》以此为由头推出了“1619计划”，旨在“把1619年作为美国国家诞生的标志，将非洲裔美国人的贡献放在国家叙事的中心”。1619项目受到了来自特朗普等右翼政客的攻击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而进展缓慢，有望在2021年得以恢复，并引发世界各国媒体的效仿。

针对数字巨头的反垄断升级

2020年12月9日，数字巨头脸书遭到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监管挑战：美国联邦交易委员会（FTC）和48个州的首席检察官分别对脸书提出反垄断诉讼，要求重新审查脸书2012年收购“图片墙”（Instagram）和2014年收购即时聊天应用WhatsApp的策略。虽然这已经不是脸书等巨头第一次遭遇反垄断调查，但如此大规模的反垄断诉讼仍然引发了广泛关注。

回溯历史可以发现，互联网在很长一段时间是政府监管的“法外之地”，近年来争议不断的“230条款”成为数字巨头无限扩张的“尚方宝剑”。美国国会1996年通过的《电信法》第五章《通讯规范法案》（Communications Decency Act）第230条特别强调,数字平台与报纸杂志不同，不需要为其发布的内容负责。随着数字经济和社交平台的兴起，人们逐渐认识到，这一保护性的免责条款不仅已经过时，而且导致了虚假信息的泛滥和数字垄断的日趋严重，2021年有望成为数字巨头“豁免权”的终结之年。新总统拜登已经明确表示考虑废除“230条款”。英国议会也已开始起草相关法案，对数字巨头实施更为严厉的监管（Crovitz，2020）。

除了加强立法规制，FTC还希望在2021年推动实施更为激进的“拆分”方案，对此也出现了反对的声音。一方面，对平台的拆分可能会催生更多细分“小号”或垂直类平台。正如特朗普一再宣称将建立自己的新平台继续影响政治舆论，这种利基化的小众平台会为误导性信息和仇恨言论提供避风港（Tripodi，2020）；另一方面，传统新闻业与数字巨头之间争论不休的核心议题并不是垄断，而是误讯泛滥和内容审查及其带来的对信息环境的威胁（Usher，2020）。

虽然在如何进行反垄断的规制上争议尚存，但数字空间反垄断的升级已经成为全球范围的大势所趋，也将成为今后一个时期互联网治理的焦点。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互联网大国已经开始了针对数字媒体的规制。就在脸书和谷歌遭遇新一轮反垄断诉讼之际，以蚂蚁金服IPO被叫停为起点的平台整改也在中国如火如荼地展开。这充分表明，数字巨头在“豁免”和“保护”名义下的无限扩张已经引发了政府监管部门和公众的警觉，2021年的反垄断升级将会重新划定数字巨头在信息社会中的定位和边界。

云端连接的新常态

新冠疫情的蔓延使得“交往在云端”的隐喻成为一种新常态。由于疫情影响带来的远程办公和远程教学的需求，Zoom、Google Meet和腾讯会议等线上会议平台在2020年都迎来爆发式增长。在疫情尚未得到完全控制的背景下，线上会议平台在2021年的发展前景也因此被广泛看好（Myers，2020）。在疫情初期，企业和学校等机构为了适应云端连接和远程协作对传统的工作学习模式进行了艰辛的探索。但伴随着云端连接技术的普及，企业和用户开始逐渐发掘出这种新的社会互动形态所具有的潜力，并且尝试通过云端连接的方式为传统的B2B和B2C经济制造新的传播方式。疫情期间，在线音乐会、演唱会、时装秀和讲座等“云传播”样态成为线上经济的支柱。2020年底，韩国当红组合“防弹少年团”（BTS）举办的线上演唱会吸引了全球1.14亿观众同时观看，创造了线上演唱会观众规模的新纪录。

云端连接的模式也影响了传媒业与受众的关系。线上会议的形式能够更加便捷地增强不同群体的联系，对于传媒业而言则带来与受众互动形式的变革。美国圣路易斯公共电台在疫情期间利用直播平台（Twitch）主办新闻访谈节目，邀请电台制作人解读新闻并与受众直接互动交流。西班牙语新闻播客（Radio Ambulante）则利用Zoom举办了在线舞蹈派对，数百名来自不同国家的西班牙语文化圈的听众都在“云上”参与到派对中，增强了它与听众社群的联系，同时还筹集到了运营资金（Gibbs，2020）。借助云端连接和在线通讯技术探索新的社群互动交流的方式将在2021年延续，传统媒体也可以借此挖掘云端市场的新机遇。

云端连接所带来的“缺席的在场感”虽然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疫情对人员流动和大规模集会的限制，但接触和沟通的本能使人类更加渴望现实世界的接触。因此，长期的线上连接也会导致“Zoom倦怠症”，未来的社会互动将是线上加线下的混合模式。虽然是由于疫情催生的云端连接，但在线会议技术的普及也为更大范围的社群互动提供了一种新的想象空间，这种云端连接的模式将在教育、医疗、娱乐等领域获得更广阔而持续的发展。

除了云端连接之外，2021年将是视频转向和可视化技术深入发展的一年。全球最大的流媒体音乐平台“声田”（Spotify）已经将目光投向了视频领域，鼓励签约播主生产视频内容，并尝试在2021年将其转型成为提供多媒体新闻和娱乐新闻的平台（Carmody，2020）。在可视化技术领域，新一代苹果手机（iPhone12）的发布为AR技术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其所搭载的LiDAR激光雷达传感器对于物体位置和距离的捕捉更为精准，对于基于手机平台的AR新闻和3D成像都将提供有力的支持（la Peña，2020）。

总结与展望

回顾2020年，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与冲击数字生态的信息疫情并行，四年一度的美国大选改写西方政治生态，以BLM为代表的平权运动声浪再起，以及全球范围对数字巨头反垄断的升级，都为全球新闻传播领域的变革搭建了广阔的舞台。

显而易见，“后疫情”和“后特朗普”时代的新闻工作者要面对的是在线教育与远程办公带来的挑战、疫情带来的新闻业衰退与财政压力、潜在的裁员和行业转型，以及错综复杂的政治环境。因此，他们需要培养持续学习的能力，灵活应对行业变化，准确把握技术变革带来的新机遇（Royal，2020）。在重视外部环境变化的同时，新闻学子还需要培养与基层沟通的能力。南加州大学安那堡新闻学院在疫情期间开设了“参与社群”课程，集中讨论如何在疫情期间倾听基层民众的需求，运用解困新闻和建设性新闻的理念，推动公共事务的讨论，推动问题的解决（Aguilar，2020）。

无论将2021年看作是对过去几年诸多创伤的治愈，抑或是应对更大的“乌卡”（VUCA，即流动性、不确定性、复杂性和模糊性）的起点，我们都需要结合各种新挑战来理解全球新闻传播的发展趋势，将“新发展理念”运用于新闻传媒业的变革当中，从而在传播格局变化、世界格局变化、疫情局势变化的纵横交织中寻找全球新闻传媒业可持续发展的有效路径。

（王沛楠系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博士后、清华大学写作与沟通教学中心专职教师，史安斌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本文系缩编版，原文即将刊发于《新闻记者》2021年第2期，引用请使用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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